嘉定二年的春天，开始于一场洞心骇耳、石破惊天的新闻。
这对于平民百姓尚且还仅限于议论不至于引发不安的话，那些权贵臣公高门宦族就无法只是坐视谈论了——皇帝公开承认未经公审朝议就行下弑母杀侄的恶行，这当然大大有违君主应当具备的“仁孝”品格，虽然说皇帝给出的说法是太后及其党徒先有大逆不道、谋权篡位的罪行，然而就算如此，罪计已然败露，皇帝却因一介男宠死于这场阴谋，怒发冲冠弑杀嫡母子侄，如此行为当然不智，而且可称暴戾。
宰执徐准领衔的政事堂，以及御史台实际掌权者中丞沈炯明，他们无疑也成为了朝堂臣公双双眼睛紧盯的标向，先不论太后及周全是否有犯十恶不赦之罪的证凿，可君王的暴行也务必要行劾谏。
次辅齐鸣十分庆幸自己只是个副手，在这场风波中可以避于徐准之后。
而当多少师承玉蟾派的道官均被云涛观事案诛连，那位奉南宗师宗之令相助嶂间散人打擂台的道士孙九华终于在权衡清晰利害后，承认他的确已然怀疑嶂间散人怀不臣之心，只不过尚不确定。
孙九华的证供有二，首先，南宗师宗凭借观星，只察得荧惑星犯枢伏祸于夺乱，无法勘断天生异凶之相是否会有损社稷，遣他接触嶂间散人，正是为了求证门中弟子是否真有勘断之术。再则，孙九华确定嶂间散人与周全来往密切，常有私谋，周全具备指使嶂间散人谤毁天子的重大嫌疑。
这样的结果宣之于众，被授令严察此案的大理寺、御史台及刑部立时开展了对周全、江淮等党僚的审察。
起初如宣静、丁九山这样的官员并未被收监盘审，甚至未曾停职，可孙九华作出证供后，他们均被停职待察，皇城司的禁卫负责严加看管，虽未将他们收监，也被软禁在宅邸一步不得外出。
从元日到元夕，文武百官的沐假皆被取消，各家也都没了心思宴庆佳节，连走亲访友的例常礼节都极有默契地暂停，没有哪一家府邸跟过去似的，还有登门拜访的宾客，递帖盼交的趋奉之徒。
国师府的新春，就显得特别清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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