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传来之事，此番与刘釜直接关系不大，但亦并非无关。
今之两岁来，益州因内外之事消耗巨大，刘璋为恢复军力，急需大量财物，故接受州府吏之建议，不得不一改自刘焉占据益州来的赋税政策，自岁初以来实行临时加税之法。
蜀地积累数年，加上刘焉、刘璋父子二人，于百姓多存体恤，便如一年多来，打击益州士也未波及平民，只是名声旁落。而如蜀郡等多地，殷盛富足，州府令传出，遂无起多少纷争。
但此事，却为心怀异者寻到了机会，以多地豪强歪解州府之意，大肆敛财为开端，弄得当地百姓怨声载道。
便是半月前，蜀郡属国之严道、徙县之地，接连乱生，有赵汛、林升者，自号“黄巾天子”，再行黄巾军，杀入县寺，斩了相关县吏，并覆灭本地豪强杜氏、陈氏。
短短数日之内，人数就聚集到了三千之众。
像蜀郡属国、犍为属国，包括之前南中多郡地，因位置偏僻，实际之百姓，少受州府、郡府之治，多以本地大族豪强欺压。
此中剥削久矣，去岁战事，加上今岁本地豪强大族趁机掠夺，直接点燃了底层百姓之怒火。
蜀郡属国之起叛，看似突然，是以有一定必然之性。
实际而言，豪强之于祸患，岂止于蜀中？
自大汉立国以来，豪强地方势力阻碍官寺运行，欺压百姓之事，从未解决。为维护举国及地方稳定，承汉制屡屡大赦天下，更如光武帝以来，甚至于两年一赦，更使豪强肆无忌惮，此亦为当下大汉之祸及源头。
视线回到蜀地，东汉之于末年，蜀内豪强之祸患，多生乱尔。仅只有于诸葛亮开府，得到过些许遏制，但形势所逼，亦有妥协。但因其之所为，于亮死至十数年，百姓之于追思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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