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石敬瑭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了大量情报，所有的情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范延光谋反。
范延光诛杀秘琼，一方面是贪其财货，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杀人灭口。
在诛杀秘琼后，范延光召集了境内诸州刺史来魏州总部开会，传达了脱离中央的会议精神，并且加紧招兵买马、修葺城池。
石敬瑭为此忧心忡忡，找来桑维翰商议对策。
桑维翰指出：河东李克用与汴州朱温拉锯对抗几十年，更加印证了“得魏博者得天下”的说法，庄宗、明宗均是先“入魏”，再“入汴”，最后才“入洛”。魏博倘若萌生异志，必须予以果断而严厉的打压，不管财政多么吃紧、形势多么困难，千万不能犹豫。
石敬瑭深以为然，那么该如何应对呢？
在天福二年（937），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正中心画了一个圈。
“汴州！”
桑维翰指出：汴州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交汇，是全国物资中转站，接通便利、物资丰富，且距魏州仅有三百里。如果魏州搞事情，那么从汴州出发的大军，顷刻之间就可抵达城下，让魏州措手不及。
迁都汴州。这就是桑维翰给石敬瑭出的主意。
于是，石敬瑭在3月下达诏书，大意是说用以运输的舟车在战乱中受损严重，给本就紧张的运力带来了更繁重的压力，往首都洛阳馈运粮草物资，实在是劳民伤财，朕体恤民情，且“养士抚民，必从其宜便”，那么哪里“宜便”呢？汴州呀，这里是物资集散地，原本就是将物资集中于此，再转运到洛阳，那么干脆，朕就迁都汴州了。
“托以洛阳漕运有阙，东巡汴州。”皇上拖家带口，又来汴州蹭饭了。
为了演得逼真，避免刺激范延光，石敬瑭还有模有样地紧接着下了第二道诏书：沿途州府都听着，凡是境内有名山大川、帝王陵庙、名臣祠墓的，地方上的一把手们必须携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在十里之外跪迎，等朕来了，用盛大的祭祀仪式来祭告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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