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几组数字可以看出，前蜀的国防力量形同虚设，真的是望风而降。同时也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作为征服者的后唐军队所面临的隐患，这么少的人来控制这么大的地方，万一有人降而复叛、振臂一呼，不甘亡国之人云集响应……
成都城内，李继岌和郭崇韬的脸上看不到半点喜悦，反而比先前更加忧虑。
如何快速消化一个政权，这是亟待李继岌和郭崇韬来解决的。在政治斗争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郭崇韬再次临危受命，挂帅出征。
消化前蜀，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就是王宗弼。
王宗弼的出现让郭崇韬减轻了不少工作，在贪婪的驱使下，王宗弼无意间充当了郭崇韬政治斗争的急先锋。
在前蜀最危急的时刻，王宗弼发动政变，并向后唐献城投降。然而王宗弼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维护自身利益，他没必要更没可能真心效忠于后唐。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维护变节投降者的既得利益，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否则谁会弃暗投明？大家都是成年人，各取所需而已，何谈感情二字。
王宗弼发动军事政变后，第一时间对宦官集团举起了屠刀，诛杀了宋光嗣、景润澄、李周辂、欧阳晃等宦官，把人头装进木匣，打包送给李继岌，说他们是祸国殃民的大坏蛋，前蜀就是被这些大阉人搞乱的，他们迷惑君王，罪不容赦。
随后，王宗弼又将成都府尹韩昭等阿谀谄媚之徒诛杀，人头挂在闹市示众。
作为“养子帮”核心人物、“养子一哥”王宗弼在送出降书顺表之后、在亡国前夕对宦官集团和无耻文人集团大开杀戒，展开政治清洗，显然不是为了匡扶前蜀江山社稷，也不单单是寻仇报复，而是为自己捞取更大的谈判筹码，让自己在正式投降之前掌握更多的实权，以换取投降之后相应的待遇。
宋光嗣和韩昭分别是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领军人物，掌握的政治资源最丰富，理所应当沦为王宗弼的猎物。随后便顺理成章地把斗争扩大化，王宗弼看谁不顺眼，谁就是“蛊惑圣上”、“祸国殃民”的奸臣，一律诛杀。
其他权贵们全被吓破了胆，如徐延琼、潘在迎、顾在询等，他们非常识时务，倾家荡产，奉献出了全部财产、美女，放弃了手中的全部权力，苦苦哀求王宗弼饶命，这才免于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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