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七月七日的中日冲突，对东亚牵动的各方势力是最长的一日，那麽从这晚开始到第二天天明，对委员长来说就是最长的一夜。忽然爆发的芦G0u桥事变、王台生在国是会议中提出的地方分治构想、他一时冲动下贸然宣布的对日抗战(并非宣战)、随之而来的八十八师在上海的进展受阻，一连串的消息，无论好坏，都让他整晚辗转难眠，甚至半夜起身在庐山书房里，於日记当中写下：「国事败坏至此，皆是余一手所造…。可恨余无王氏一族之技术、财力，亦无尽速安内攘外之法，乃至情势演变至内外交迫…。」
而七月八日一早，委员长意外地等来了两名对他後续决策影响最大的两名社会贤达。这两个人不仅是党国大佬，和他早期仰仗的南浔豪门张静江是好友，甚至和北大知名校长蔡元培也相交甚笃，四人甚至一起被後世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所以，即便一大早连袂来访，委员长也不得不赶紧随便抹把脸，倒屣迎门。
这两位贵客就是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和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尤其是吴敬恒，本是委员长大儿子的老师，依照传统习惯，委员长再怎麽隆重还迎也不为过。
在四大元老中李、吴二人感情极为深厚，而且淡薄名利的两人，和委员长的关系一向较为融洽。不像张静江一样仗势着自己和孙文同辈党国大老身分，屡与老蒋因权力摩擦而生嫌隙；做人做事一向深谋远虑的二人，也没有如同蔡元培，在918事变当中过於慷慨激昂，随後听信孙文遗孀宋庆龄的劝说，倡议重拾联俄容共政策，以便全力对日抗战。甚至到後来，矛头对内，变成反对国民政府的特务政治为主，以「立即施行民主，即刻展开抗日」为诉求，与委员长渐行渐远。
这两位四大元老最後的党国大老，不仅一如以往地支持老蒋安内攘外的政策，并在获得庐山谈话会的邀请之後，立刻一起动身来到庐山，积极响应委员长号召各界贤达「集思广益、共赴国难」的座谈。而七月七日委员长的庐山声明，让两人嗅到国府决策发生不寻常地转变，於是第二天一早便连袂前来拜会委员长。
「介石，难道对日关系已经恶化到非开战不可吗？安内之後方可攘外，难道你忘了吗？」坚持的吴稚晖一见面就直接了当的问道。
「雉公，非中正不想安内，实在是王台生已经在台北招集各党派，提出地方分治，各自努力建国的号召。而且日寇紧b日甚，九一八已让国府满遭骂名，如果此刻仍沉默以对，恐怕政府将永失人心。」委员长也不客气，直接说出自己为难之处。
「王台生这个竖子，焉敢欺侮我国府无人！」吴稚晖气愤地骂着。
反倒是李石曾冷静而悠然地说：「当此现况，地方分治也无不可…。」他话还没说完，吴稚晖就忍不住说：「石僧，北伐成功之後，我辈致力於国家一统，岂可轻言容许割据分裂。」
李石曾摇摇头地说：「稚晖，当前内外交迫，中央掌握的地方不过十之三四，虽然都是JiNg华之地，但要以此内平军阀、共党，外抗日寇，实乃力犹未逮。不若汉初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来得有效。说不定，这个王台生就是这个打算。我观此人，急公好义，舍家财而资国力，如果他有私心，早就举兵取而代之，何必留在海外谋划？击日、苏而夺其地，却又未积极建国，必有所益留待国内。所以我认为，他的提议倒不一定都是坏事。」
吴稚晖若有所思的点点头说道：「石僧是说让介石仿效孙权之例，内以平衡之术抚江东士族，外已合纵连横抗刘、曹之势？」李石曾点点头，微笑不语。这下换委员长略有所得：「还望李、吴二公教我。」於是三人大清早，在早饭之前就不停商议，直到早饭结束，两人才告辞离去。
两人一走，委员长立刻召集身边心腹，包含考试院长戴季陶，交通部长朱家骅，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熊式辉、h郛，侍从二室主任陈布雷等数人闭门密谈。半小时之後，数封密电由庐山向各地方势力发出。这才有了王绍屏经历的那段「群雄并起争补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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